128公路始建于1915年，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其沿线就建立了几家从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些研究实验室分离出来的科技型企业，其主要目的是将大学科研成果与企业相结合，促进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商品，但这些企业十分零散，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发展缓慢。

转折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战争期间，美国对军品研制和定货的需求使该地区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当时美国联邦政府为了冷战和空间军事竞争的需要，投巨资进行军事技术开发，通过引导资源流向，使大部分资金落入128公路附近的公司和麻省理工学院实验室。在联邦政府巨额研制资金和军品定单强有力的支持下，128公路地区的创新活动极其活跃，发明层出不穷，新的公司不断涌现，晶体管、半导体芯片、电子计算机等都是这一时期的成果。军事科技领域的需要催生了该地区的繁荣，政府对于128公路企业的帮助巨大。

相比较，硅谷最初的雏形来源于斯坦福大学教授“硅谷之父”弗里德里克·特曼教授倡导创办的世界第一个高新技术园区——斯坦福工业园。硅谷模式在创建初期也是类似于128公路模式，其依托于大学的科研创新与企业的商业运作，但在后期，它渐渐与128公路模式区别开来。重要的区别之一就是128公路模式的资金和项目大部分来源于政府，而硅谷的资金和项目来源都是市场化运作。这样一来，硅谷的企业和128公路沿线的企业间具有先天的差异，前者的创新模式是在面临生存压力下形成，而后者的创新模式是在大量资金支持下的舒适环境中形成。

硅谷的项目来源于大量的中小创业公司，这些创业公司的创业者中有很多是大学生，他们具有极大的创业热情和创新思维。硅谷最主要的产业起始于IT产业和互联网产业，互联网公司一般是中小公司企业，生存下来唯一的途径是通过不断创新适应经济发展。当这些创业公司运营到一定程度或者本身具有核心技术或竞争优势，就会有大量的PE和VC公司来投资这些创业公司，给予这些创业公司大量的资金支持，这些资金可以支持创业公司做成上市公司或者行业领导公司，著名的苹果公司和微软公司都是在硅谷模式下蕴育出来的成功企业。

同时，通过PE和VC等资本的支持，为硅谷企业添加了金融杠杆，使其发展速度以几何级数增长。当然，硅谷的市场化创业环境政府也起到极大作用，政府为鼓励创业公司制定了一套鼓励中小企业发展和风险投资的法律法规，给予创业企业很多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

硅谷的竞争优势来源于技术和制度的有机结合，其制度优势包括两方面：一是正式制度。良好的制度环境为硅谷创新体系中各行为主体的创新活动提供激励和保护，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了硅谷经济的增长。二是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是指硅谷人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具有持久生命力的，在创新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文化意识。硅谷文化提倡企业家精神，鼓励冒险，容忍失败，鼓励人才流动，它是硅谷的原动力。

比较硅谷与128公路模式，128公路主要的发源地在美国东部麻省波士顿地区，强调垂直整合，强调忠诚，固守威权体系，主张自力更生和自给自足，企业间以及企业同其他组织之间缺乏交流与合作，产权保护和规避风险意识强，行事风格偏于稳重保守。而硅谷主要发源地在美国西部加州圣荷西地区，硅谷地区的组织特性和文化特质是鼓励开放，倡导分权，崇尚各专业化企业间的集体学习和变革，宽容失败，支持试验和冒险。

可以说，硅谷的企业实际上利用的是整个区域的智力、技术和风投资源，新生企业层出不穷，科研成果市场化速度快；相反，128地区的大企业拒绝对区域开放，不支持衍生企业，人才交流限制严格，资本运作方式传统死板，进而导致创业困难、创新步子变缓。简而言之，硅谷和128公路不同的组织习性和文化特质，决定了这两个区域不等的学习能力和各异的命运。硅谷模式现在为全世界的国家学习和借鉴，而128公路模式已经成为落后经济增长方式的代表，被时代遗弃。

如果把这两种发展模式拿到中国当下的现实来做一些延展性的思考。当前中国，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减少，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中国劳动力成本逐渐高于世界其他国家，“世界工厂”的地位逐渐丧失。同时，为了保持8%以上的高经济增长率，发展第一和第二产业的代价就是使经济无法可持续发展，出现大量的污染和产能过剩问题，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

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折时期，中国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难题，急需一种新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而类比美国硅谷模式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模式被推到历史舞台中。中国政府充分认识到创新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鼓励全民创新创业，支持新产业新技术的发展，将众筹纳入十三五规划，提出借鉴美国硅谷经验，发展互联网+的产业模式，促进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当然，对于中国而言，既应该大力发展创新创业的硅谷模式，又应该结合产学研结合的128公路模式，将两种模式有机地结合起来，赋予中国特色，就可以发挥出1+1>2的潜能。

从硅谷和128公路发展模式，我们可以得出一些有意义的借鉴经验。第一，成功的创新产业和企业最初并不是任何一级政府主动规划和积极干预的产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只能消极无为、袖手旁观，正确的态度是与社会各界适时合力推出鼓励政策，创造适宜发展的土壤和环境，以及提供基础设施和便捷的公共服务。第二，企业特别是由真正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管理者创办和主导的企业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中心，这类企业家应该从大学和科研院所的毕业生中培养，同时学校应该和企业加大合作力度，为在校生创造未来创业的土壤，比如企业在学校设置培训课程，企业面向学校学生举办创新创业比赛以及孵化在校优质项目。第三，应该鼓励市场化运作体系的形成，即建立项目和资本对接的平台和通道，使优质项目可以快速便捷地找到资本，鼓励大量PE和VC关注创新创业企业，合适的时机支持创新创业企业的发展，反过来通过投资优质的企业和项目资本方得到较高回报，这样可以形成良性互动的商业机制。第四，培养企业家的全球视野和国际胸怀，硅谷的企业家在创业初期的愿景几乎都是改变人类的生活，面向全球的客户，他们在产品设计和研发的时候完全是国际化的视野和考虑，这样非常有利于产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第五，宽容开放的文化和态度，应该培养敢于创业和冒险、宽容失败、崇尚创新、忠于职业、能者至上、在竞争中开展合作、尊重创新的市场价值和人才自由流动的企业和市场文化。